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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和一名记者的“重走长征路”
发布日期:2021-06-23 13:3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以诚信立己赢得信赖 一品威客网服务商做了这件,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(记者强晓玲、张博令)6月18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和一名记者的“重走长征路”》的报道。

  红军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,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,临走时,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。老人说,什么是?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,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,把党当成自己人。

  除了史论,习总书记还多次讲到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。这个感天动地却尘封半个世纪的故事,后来能够家喻户晓,得益于新闻传播,源于一名新闻工作者的“重走长征路”。

  因为这个故事,我们找到了1984年11月14日《经济日报》上那篇报道《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——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》的作者,原经济日报社记者、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。

  1984年11月7日,徐解秀阿婆(中)向记者和群众讲述半条被子的故事。罗开富摄

  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,80岁的罗开富从座椅上站起来,开心地笑着,“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,很亲切啊。37年前,在一年零三天里,我可是整整写了300多篇的‘每日电讯’稿啊!”

  的确,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的368个日日夜夜里,罗开富经报社批准,沿着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,成为继红军之后,完全按照原路、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的第一人。

  那段日子里,当“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”被老红军、被千万读者看到时,人们对红军更加崇敬,对传播这个故事的罗开富也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感慨:“罗开富沿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徒步采访,是一壮举啊。”

  曾陪同罗开富一段路程的向导曾诚,临别赠言道:“在未见你时,我是不信的,除了二万五千里长征,还要每天不间断地伏案写稿?现在事实和你就摆在我面前,我百分百信服。”

  途中,日本《朝日新闻》记者加藤千洋采访罗开富后说:“在中国,不,在世界上今天用‘脚’长途采访的记者,可说就是他了。”

  抵达泸定时,148斤的罗开富只剩下98斤,全身多处受伤,加之旧疾复发,报社试着问“是否换人”,罗开富坚定地答,“如果有记者要接替我,那也一定是背着我的骨灰走到吴起镇的。”

  他点燃了一支烟,随着缕缕青烟在面前飘荡,刚刚还粗声大气的罗开富语速变得很慢很慢,两道长眉凝在一起,闭目思考澳门六彩资料网站管家婆,身上宽大的中山装上,一枚红色的党徽闪闪发光。

  长时间的沉默后,罗开富说:“我是幸运者,我徒步长征路遇到的艰难不能同红军先辈们相比,但历经春夏秋冬、风霜雪雨、悬崖洪流,让我感受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,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,就是中国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的长征精神。”

  “‘记者同志,当年给我半条被子的三位红军姑娘,如今你晓得她们在哪里?’一见面,徐解秀婆婆就这样问我们。”

  这是刊登在1984年11月14日《经济日报》的头版报道。一开篇,罗开富讲述了“重走长征路”出发20多天后发生的一件事。

  1984年11月7日中午,罗开富一行行至湖南汝城县沙洲村。一进村,一位小脚阿婆就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他,似乎有话要说。由于采访地点分散,直到下午3点,罗开富才抽出身来见了老人家。

  阿婆名叫徐解秀,84岁,她告诉罗开富,1934年11月6日晚,长征中的三位女红军借宿她家。四个大人和一个婴儿挤睡在厢房里,床上仅有一块烂棉絮、一件蓑衣,和三位女红军自带的一条棉被。第二天下午3点,红军开拔,三位女红军执意要把自己的被子留给徐解秀,她不忍心,也不敢要。情急中,女红军就把被子剪下半条给了她,说,“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,是领导的,是人民的军队,革命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。”

  从那以后,年年的这几天,徐解秀都等在与红军分别的山脚下,一等就是50年。

  “你帮我问问,她们说,打败了敌人要来看我的呀!”说话间,老人已满脸泪水。

  不大的厢房里,光线很暗,一张木床上架着几根竹竿。三位女红军走后,这里的摆设再没有动过。她说,三个姑娘长得很漂亮,不到20岁的样子,“她们说,等胜利了,会给我送一条新被子来。现在我已经有盖的了,只盼她们来看看我就好。”

  时任汝城县党史办主任何志鹏和村民朱青松等几位老人回忆,红军走后,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,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,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走了。徐解秀还被强拉踢打,在祠堂里跪了半日。

  老人对罗开富说:“虽然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让我吃了点苦,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叫,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,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”

  那一夜,罗开富心情复杂,借着烛光,写下了题为《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》的初稿。

  稿件见报后,引起强烈反响,尤其是、蔡畅、康克清等红军女战士。1984年11月底,谢飞代表健在的女红军接受采访时说:“我们也想念长征路上的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……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婆婆想要找的那三位女红军。”

  1991年腊月,罗开富背着等多位女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,然而,老人几天前刚刚过世。

  为了这七年的寻找,罗开富和不少老红军尽了最大的努力,想等有了准确消息给老人惊喜。徐解秀的家人告诉罗开富,他每一次写来的信件他们都会读给老人,特别是读到、萧克、等多位老红军将帅委托转达感谢问候的话时,老人都会默默擦泪。

  罗开富说:“什么是真正的人,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留给老百姓。”拿起打火机点烟,啪、啪、啪,火没打着。也许过于沉浸其中,他把打火机摔在了桌子上,“有一段时期,我们个别党员自己有五条六条被子,还惦记着百姓家里的‘半条被子’,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?”

  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安岗称罗开富为“真正的干人”(“干人”,旧时贵州一带对穷人的称呼)。之所以派他进行“长征”采访,看中的就是他“干人”的优点:能吃苦,对人民有强烈的情感。

  生于浙江湖州南浔双林农村的罗开富,小时候家里穷,上小学时老师见他破衣烂衫怪可怜,好心替他取名“开富”,意为“开门见富”。

  1964年,23岁的罗开富作为一名铁道兵参与了被誉为“中国最惨烈的一条铁路”——成昆铁路的修建。这条“用生命铺就的铁路”牺牲的筑路者2100人,“每500米铁轨就留下一名铁道兵烈士”。

  “几乎每一个建成的车站旁都有一个革命烈士陵园。”他说,铁道兵墓地旁时常挨着红军烈士陵园,“闭上眼睛总会想起,太悲壮了。”

  在云南中坝隧道的筑路中,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天参军的战友董金官,被爆破隧道的炸药炸伤,“双眼炸飞,下巴也炸掉了……他却说,我命还在。”

  闭目思索中,罗开富说,“我总在想一个问题,是什么让这些人为了这个国家将性命置之度外!”

  后来,罗开富调至铁八师(铁道兵第八师)宣传部做干事。再后来,他跟随部队来到北京,参与修建地铁一号线。

  那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,当看到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时,罗开富两眼泪涌,他对战友说:“那是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啊。”

  之后,转业到《中国财贸报》,罗开富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。1979年,他作为战地记者,曾赴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采访。后在昆明任驻站记者的罗开富,内心总有一个“长征”情结,难以放下。

  他说:“我是穷苦人出身,是培养了我。作为一名党报记者,我一直想搞清楚,中国人究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人?他们靠什么打下了天下,建立了迥别于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全新的共和国?”

  1982年9月,筹办《经济日报》的《中国财贸报》在京召开记者会,罗开富在会上正式提出“重走长征路”的建议,“我在赣云贵川修过铁路,长征沿途地区经济建设变化大,但更多还是穷苦落后的状态,曾经帮过红军的老百姓现在生活得怎么样,我们应该去看一看。”

  1984年,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一书的作者、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携夫人踏上长征路,不论乘车还是坐滑竿,走了两个月,依旧没有走完全程。

  同时期,还有很多到访长征路的外国记者,不论走多走少,没有一人爬上五大雪山,更没有一人走进草地沼泽。一些外国记者感叹:这条路的凶险是人类难以想象的,后人不大可能征服这条艰险之路了。

  在红军曾经翻越的打鼓雪山小歇时,罗开富和向导们脱下鞋袜,将浸透的雪水挤出。

  1984年6月14日,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见索尔兹伯里时说,“中国虽然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,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汲取勇气、力量和智慧。”

  此时,刚刚到任《经济日报》总编辑的安岗,听说罗开富有“徒步采访长征”的想法,非常兴奋。这名在太行山办过党报的前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立即批准了“建议”,并对罗开富提出了“六个必须”:

  六、在当年中央红军战士休整的路段里,必须设法采访红二、四方面军的路线并写出报道。

  安岗说:“这六条一般人做不到,但罗开富冒过枪林弹雨,上过自卫反击战战场,知道什么叫生死存亡,写起来会更加深刻。”

  1984年10月16日傍晚,43岁的罗开富与50年前的红军在“同一时刻”跨过江西于都河,开启了自己的重走长征路。

  “假令每张《经济日报》拥有五名读者,那么,就应该有将近一千万人熟悉罗开富这个名字。从去年的10月17日起,人们差不多每天都在一版下半部‘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’专栏里读到他的文章。”

  那是1985年,新华社主办的《中国记者》上,有记者回忆陪同罗开富同行一段的经历:

  “越来越多的读者把目光投向这里,从中看到一幕幕历史,一幅幅现状,听到了喜悦的倾诉和急切的呼吁。

  “一路上,罗开富穿着当地老红军战士赠送的草鞋,与众人告别,而另一边几位同志已欢呼着迎上来。

  的确,从于都出发,第一天下来,罗开富的脚上磨起了血泡;第二天更重;第三天,写完稿子,发现脚上的血泡和袜子粘连在一起,脱不下来,剪掉袜子,碎片依然粘在血肉上。

  天亮前,于都祁禄山村民肖锡美找来医生给他的伤口消毒,在脚上包了3只大口罩,老乡们送来连夜赶编的大草鞋。鼓励声中,罗开富继续上路。

  在贵州黎平高洋寨雪山冰凌路段,行走了65天的罗开富,连人带铁皮照相机摔下悬崖,左腿骨折。是侗族老人用铁钳帮他拔出刺进锁骨的相机碎片,擦了药酒,包上草药。

  有人劝他停留几天治伤,也有人建议骑马前行,罗开富拒绝了。见他坚持,有人特意赶制了铁拐杖。这根陪他走完长征路的铁拐杖,最后硬是生生磨短了几厘米。

  在瑞金时,罗开富采访顾玉平,这位曾给周恩来总理牵过马的老红军对他说,“你真要走长征路?那就要学习红军,不要怕死,要坚强,要相信沿途党组织,要紧紧依靠群众。没有这几条,红军能走到吴起镇?你能走通我们当年走的原路?”

  当年红军长征所走的原路,多是迂回在山间背向,少人经过的险径。50年后再走,罗开富依然能体会红军在敌军围追堵截下的一路艰辛。

  在赤水河上游的云贵川交界处,罗开富被卷进了冰雪汇成的洪流,是四川的李永祥、贵州的刘中宝等奋力把他救上岸;在夹金山,罗开富掉进雪坑,是解放军杜宝玉把他拉了出来;在打鼓雪山,罗开富从半山腰滚落,是严木学等八位藏族百姓把他接住;在日干乔过草地,同行的十人全部陷进沼泽,是受惊的牦牛窜上岸时,藏族小伙子丹泊抓住了牛尾巴,顺势被拖上岸,随即向泥潭抛下绳子,挣扎数小时后,剩下九人才得以脱险;在荒无人烟的老山界,他们一天粒米未进,饥饿中把随身携带的药片、止咳冲剂分食一空,甚至吞下仅剩的黄连素……

  1985年5月29日,经历八个月的行走抵达泸定时,罗开富已经不成“人样”,1米76的个头瘦成了“稻草人”。50年前曾指挥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将军等在泸定,随行的还有安岗。

  杨成武的目光再次落到了罗开富的身上,罗开富说:“重走长征路是我的选择,如果有记者要接替我,那也一定是背着我的骨灰走到吴起镇。”

  随后,同行的医护人员帮罗开富检查了身体、输液、处理外伤……罗开富说,第二天,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,他感觉自己好了很多,“走下去,不成问题。”

  说话间,罗开富再次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,跺了跺脚,腿骨感觉又顺畅起来。我们猜想他那经过长途征程的双腿如今肯定出了毛病,问他,只是摆摆手说,“又是一个好人了。”

  一路上,罗开富走得很艰难,拖着疲乏之身采访,沿途百姓的真实生活都流淌在他饱含激情的文稿中,有欢欣,更有忧虑。

  他写《有粮有猪有竹子,缺钱缺肉缺筷子》《收取五花八门费,苦了卖猪售粮人》《信息隔山外,毛竹烂山里》;他写《富裕农民有远见,请教师,办学堂,瓮安教育经费缺,少桌凳、多危房》《采访落水,更知群众过河难,计划造桥,寒暑两易未落实》。

  每天,罗开富的日程被安排得极满。凌晨3点多在乡邮电所用明码电报发完稿,睡不了几个小时,7点多又上路了。中午饭在沿途老乡家里解决,是绝佳的采访时机。下午继续徒步到日落,平均日行35公里。

  晚饭依旧是采访,到了夜深人静的11点,他才开始写稿,“因为笔头慢,经常要耗到凌晨2点才写好。”

  1985年2月3日,罗开富行至赤水河采访,在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,贵州习水县土城醒觉村的几位老人把罗开富拦下。见他听不懂当地话,一位叫赖名成的老人,蹲在路边,在罗开富的本子上写下一段线年前,毛主席带领红军过赤水有浮桥。50年过去了,现在什么桥也没有了,老百姓要过河,年年淹死人,盼望早日修一座长红桥。

  罗开富了解到,每年夏秋,赤水河暴涨,百姓过河相当危险,当地群众建桥呼声很高。然而有干部却含糊回答:“情况复杂,原因很多。”

  气愤中,罗开富写下《架浮桥,神兵一夜过赤水;盼铁桥,土城群众呼声高》一文。

  中央领导看到新闻报道后非常重视,立即成立调查组,结果显示,赤水河架桥资金被挪用情况属实。很快问题得到解决,长红桥建成了。罗开富说,后来,红军四渡赤水的九个渡口均已架桥。

  1985年元旦,罗开富在乌江南岸水落坝村采访周世昌老人。对话中了解到,当年就是周世昌和一位名叫庹子清(已故)的人一起,帮助红军从江中捞起沉船,架起浮桥过江的。

  当晚,罗开富以“本报贵州瓮安专电”发出了《乌江千古流,人犹记,红军破敌处;渡口四不开,需架桥,群众翘首待》。

  1985年10月19日,罗开富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路,顺利回到北京。先后接到萧克、杨成武、张爱萍、王震、等老红军的邀约,去汇报采访见闻。一天,受邀去家里的罗开富,还没落座,就急切地问:“找你就想听听那两个人的情况。”

  说:“当年,周世昌、庹子清帮我们4团从乌江里捞沉船、砍竹子、找门板、架浮桥,忙了好几天。”

  再后来,又先后以不同方式重走长征路的罗开富,回京给汇报“乌江大桥建好了”,高兴地回应:“你们记者就应该沉下去,多走、多看、多想、多写,向红军学习,不怕吃苦,要有牺牲精神。”

  采访中,罗开富给我们讲述了他退休后一次“坐车”完成的长征路。他说那一次开始时,他们是七个人三台车,等走到第20天时,另外的四个人两台车,选择了放弃。几个年轻人跟他们分手时,说道,“一开始,我完全不相信长征会如此艰苦,但这20天里,我真的感受到了。”

  也是那一次重走长征路,罗开富带着7万块钱一路散尽。他给曾经帮助过他的向导,也给救助过他的医生。缕缕青烟中,他说,“有的人已经不在了。”

  在第一次重走长征路中,罗开富算过,一路上,先后大约有2800多名向导、陪同,400多名医护人员帮他完成了这次“壮举”。

  “我一个人的长征就有这么多人在帮我,回想当年的红军将士,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,不就是靠着革命理想信念和百姓的帮助取得胜利吗?一路走来,越来越感觉自己的渺小、党的伟大、人民的伟大。”

  罗开富说:“记者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,要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,要反映民意。党报记者的政治灵魂是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。”

  “书到用时方恨少,事非经过不知难”,陆游的诗句是罗开富“重走长征路”的理由,“也是走完后深信不疑的座右铭”。

  “选择亲身体验式踏访,就是要用汗水体会汗水,用寒冷体会寒冷,用饥饿体会饥饿,用病痛体会病痛,用意志体会意志,用激情体会激情,然后把我这个当代人的感受告知当代人,用亲身经历让大家更真切地认识长征,感悟长征精神。”罗开富说,“二万五千里所凝聚的红军长征精神,承载着中国人的初心使命,寄托着全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,中国人永远在路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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